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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海钩沉】
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的陈列品中,有一张黑白底色的明信片引人注目。画面上,一艘邮轮正停泊在港口,图上的法文标注是:“宝勒加号,新型双螺旋邮轮,法国邮船公司,船上配备无线电报。”画面下方是位于马赛的地址,似乎是明信片寄出地点。这张国家一级文物来自李富春,记有赴法时在“宝勒加”号邮船上的经历,时间是1919年12月。
这张明信片蕴含了十分丰富的信息,明信片上的邮轮至少两次承载了赴法勤工俭学的国人,1923年里昂中法大学抗争事件之后,被迫归国的第一批学子也是乘坐的这艘邮轮。百年前,像李富春这样的留法勤工俭学学生扬帆远行,不仅给当事的年轻学子和苦难深重的故国带来新生的期冀,也给他们抵达的法国及其他欧洲国家留下丰富的中华文化、经济与政治印迹,形成中法两国共同的历史记忆与传统。
这种丰富性可能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学生们的活动不仅限于法国各地,因缘际会也在欧洲各国留下了长短不一的历史踪迹。他们推动了法国等国家转向对中国文化的专业性研究,也深化了两国国家层面的交往,夯实了中法交流的民间基础。中国与法国携手合奏了一曲早期全球性人员与知识跨越东西的流动乐章。
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早期实践源于李石曾在巴黎郊外创立的豆腐工厂。早在1905年,李石曾就代表我国出席在巴黎召开的国际乳品大会,宣传豆乳营养丰富、物美价廉,有利于改善低收入家庭的营养状况。1909年,李石曾的豆腐工厂在巴黎开业,他还专门用豆制品款待巴黎的农产品引种机构。当时的国内外媒体纷纷关注,将其誉为世界上第一家现代豆制品厂。1912年,他出版法文专著《大豆:培育、食品应用、医疗应用、农业与工业应用》,以现代生物学方法来研究大豆。这本书成为国际大豆研究的奠基性作品,有英、德等译本。
从全球农产品发展史的角度来看,李石曾推广大豆之时,世界市场正逢棉籽歉收,李石曾先后在英、法、美等国申请了大豆制品专利,包括豆乳、豆粉以及相关发酵品等。一战之中,法国政府也曾以大豆制品补充军需。
正是基于在法国创立豆腐工厂以及同时期的印字局等经济实践,勤工俭学运动的发起者认识到工学合一的可能性。在李石曾、蔡元培、欧乐、穆岱等中法人士的共同努力下,先后有上千名学子赴法勤工或俭学。集中赴法的学生自1919年3月至1920年12月,共21批1843人,来自全国19个省份。在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近代现代中国研究中心”收藏的档案中,这一数字是2136名,时间跨度也延长至1940年。
投身于劳动并学习先进的科技知识,留法学生不仅为中国革命贡献了一大批宝贵的新鲜血液,而且也在知识与文化领域大显身手。在北平中法大学与里昂中法大学成立之后,青年学子们的求学梦想有了实质性的拓展。在今天里昂市立图书馆中文部的馆藏中,收藏有当时中国学生的注册名单以及博士论文原文。自1921年10月3日第一批注册的学生25名开始,至1946年10月1日最后一名来自山西的学生石贞德注册,至少有473名来自中国的学生,其中有90位左右是勤工俭学学生。现存资料中还留有131篇博士论文(截至2024年1月22日),涉及文学、法律、数学、物理、微生物、心理学、工程、医学和药学等多个学科。他们的指导教师不乏法国名师,例如国人熟知的居里夫人、汉学家马伯乐、雕塑家让·布夏、诺贝尔化学奖得主维克多·格林尼亚等。不少中国学子毕业之后继续留在法国各研究机构或工厂从事博士后研究或实际工作,包括巴斯德研究所、法国国家研究中心等。这些博士论文的选题多样,其中涉及中国主题或中法比较研究的较多,至少有40篇,对中国历史、哲学、文学、经济、政治和风土均有论及。例如师从于马伯乐的我国语言学家陈定民,其博士论文主题就是“中文语音特殊性研究”。后来参与创立海南大学的农学家曾同春研究的是中国丝织业,回国后曾出版《中国丝业》一书。勤工俭学学生与更多留法学子回国后成为留法学派,任职于北平研究院以及各个高等院校,或成为各个学科的奠基人和开拓者,或为中法交流贡献力量。
与勤工俭学运动相伴相生的“世界文化运动”还在比利时、瑞士、德国等欧洲其他国家传播中华文化,其中有世界社、国际智力合作委员会中国分会、日内瓦中国国际图书馆(BSI)、上海大同乐会等。国际智力合作委员会与今天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有延续关系,其中国分会的发起者与勤工俭学运动的倡议者高度重合。创立于日内瓦的BSI出版法语与德语《中国画报》《东方与西方》等期刊,举办画展、研讨会与音乐会,印制中国主题年历等,全面介绍中国的经济、文学、音乐、戏曲、教育和市井文化等,成为当时西方国家获取中国文化信息的重要来源。
在中外文化迫切需要交流的推动下,西方国家出现众多专业性的中国研究机构,例如1920年成立的巴黎中国学院,1925年成立的法兰克福中国研究院,1926年成立的纽约华美协进社等。如同日内瓦高等音乐学院谢乐教授在研究BSI时所引用的李石曾的话语那样:“国际文化长期以来以西方文化为主,如果没有纳入中国文化,就不算完整。”
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也为法国文化留下了悠远而漫长的中国记忆,尤其随着1964年中法建交,这些记忆逐步被重新发现。1967年,当时还是史学界新锐的安妮·克里格尔向法国现代史研究会提交论文,题目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法国起源”,以一战华工墓地的描述开篇。今天,包括里昂中法大学在内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史料不断被发现与收集,收藏相应资料的机构包括法国国家档案馆以及各专业、地方档案馆,多家博物馆和图书馆、大学等研究机构。历史资料也延伸到欧洲其他国家和美国,例如汉学家林如莲捐赠给哈佛燕京图书馆的档案资料。
借助于留法勤工俭学学生及其他留法学生,今天的法语学界也正在重新发现法国的思想史与知识史。对里昂中法大学的档案资料以及原址的发现与再利用,在2014年之后日益完善。2018年法国电视三台拍摄了以一战华工为主题的纪录片《被大战遗忘的中国人》,次年法国电视五台与中国环球电视网合拍纪录片《勤工俭学运动:中国的革命派》。勤工俭学运动这一事件以及相关人物也为“让·梅特隆工人运动与社会运动传记系列辞典”贡献了众多词条。法国学者玛丽·布雪完成于2021年的博士论文,探讨了1911—1949年间面对动荡中国的法国知识阶层的态度与回应,揭示了一个对中国充满兴趣的“知识分子网络”以及这一网络中知识的交流,其中不乏对里昂中法大学、北京中法大学以及李石曾等事件和人物的分析。她认为这一阶段的中国史为法国“知识分子”的自我认同提供了一个极佳的参照物。在塑造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历史记忆中,包括法国学者在内的各种记忆研究群体,以更为多样化的视角和研究方法来与历史对话。
1963年,在中法建交前夕,与来访的戴高乐总统特使——法国前总理富尔会谈的周恩来总理与陈毅外长都是勤工俭学运动的直接参与者。今天,勤工俭学运动的中心地点之一——法国蒙达尔纪建有邓小平广场和中国旅法勤工俭学纪念馆等诸多纪念场所。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在2023年勤工俭学运动百年回顾展中、在2024年中法建交60周年的中法交流史开幕展中,一个个新兴的记忆之场越来越清晰,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记忆也越来越丰富,铭记着中法交流的独特篇章。而更深层次的历史记忆已经蕴含在两国的物产、人员、学术、文化交流层面,官方与民间并重,形成国家记忆。它们共同见证着多层面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既属于历史,也在众多专业研究与社会实践中属于未来。
作者:刘群艺 相泽宇《光明日报》( 2024年10月28日 14版)
(作者:刘群艺系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相泽宇系博士生)
【史海钩沉】 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的陈列品中,有一张黑白底色的明信片引人注目。画面上,一艘邮轮正停泊在港口,图上的法文标注是:“宝勒加号,新型双螺旋邮轮,法国邮船公司,船上配备无线电报。”画面下方是位于马赛的地址,似乎是明信片寄出地点。这张国家一级文物来自李富春,记有赴法时在“宝勒加”号邮船上的经历,时间是1919年12月。 这张明信片蕴含了十分丰富的信息,明信片上的邮轮至少两次承载了赴法勤工俭学的国人,1923年里昂中法大学抗争事件之后,被迫归国的第一批学子也是乘坐的这艘邮轮。百年前,像李富春这样的留法勤工俭学学生扬帆远行,不仅给当事的年轻学子和苦难深重的故国带来新生的期冀,也给他们抵达的法国及其他欧洲国家留下丰富的中华文化、经济与政治印迹,形成中法两国共同的历史记忆与传统。 这种丰富性可能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学生们的活动不仅限于法国各地,因缘际会也在欧洲各国留下了长短不一的历史踪迹。他们推动了法国等国家转向对中国文化的专业性研究,也深化了两国国家层面的交往,夯实了中法交流的民间基础。中国与法国携手合奏了一曲早期全球性人员与知识跨越东西的流动乐章。 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早期实践源于李石曾在巴黎郊外创立的豆腐工厂。早在1905年,李石曾就代表我国出席在巴黎召开的国际乳品大会,宣传豆乳营养丰富、物美价廉,有利于改善低收入家庭的营养状况。1909年,李石曾的豆腐工厂在巴黎开业,他还专门用豆制品款待巴黎的农产品引种机构。当时的国内外媒体纷纷关注,将其誉为世界上第一家现代豆制品厂。1912年,他出版法文专著《大豆:培育、食品应用、医疗应用、农业与工业应用》,以现代生物学方法来研究大豆。这本书成为国际大豆研究的奠基性作品,有英、德等译本。 从全球农产品发展史的角度来看,李石曾推广大豆之时,世界市场正逢棉籽歉收,李石曾先后在英、法、美等国申请了大豆制品专利,包括豆乳、豆粉以及相关发酵品等。一战之中,法国政府也曾以大豆制品补充军需。 正是基于在法国创立豆腐工厂以及同时期的印字局等经济实践,勤工俭学运动的发起者认识到工学合一的可能性。在李石曾、蔡元培、欧乐、穆岱等中法人士的共同努力下,先后有上千名学子赴法勤工或俭学。集中赴法的学生自1919年3月至1920年12月,共21批1843人,来自全国19个省份。在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近代现代中国研究中心”收藏的档案中,这一数字是2136名,时间跨度也延长至1940年。 投身于劳动并学习先进的科技知识,留法学生不仅为中国革命贡献了一大批宝贵的新鲜血液,而且也在知识与文化领域大显身手。在北平中法大学与里昂中法大学成立之后,青年学子们的求学梦想有了实质性的拓展。在今天里昂市立图书馆中文部的馆藏中,收藏有当时中国学生的注册名单以及博士论文原文。自1921年10月3日第一批注册的学生25名开始,至1946年10月1日最后一名来自山西的学生石贞德注册,至少有473名来自中国的学生,其中有90位左右是勤工俭学学生。现存资料中还留有131篇博士论文(截至2024年1月22日),涉及文学、法律、数学、物理、微生物、心理学、工程、医学和药学等多个学科。他们的指导教师不乏法国名师,例如国人熟知的居里夫人、汉学家马伯乐、雕塑家让·布夏、诺贝尔化学奖得主维克多·格林尼亚等。不少中国学子毕业之后继续留在法国各研究机构或工厂从事博士后研究或实际工作,包括巴斯德研究所、法国国家研究中心等。这些博士论文的选题多样,其中涉及中国主题或中法比较研究的较多,至少有40篇,对中国历史、哲学、文学、经济、政治和风土均有论及。例如师从于马伯乐的我国语言学家陈定民,其博士论文主题就是“中文语音特殊性研究”。后来参与创立海南大学的农学家曾同春研究的是中国丝织业,回国后曾出版《中国丝业》一书。勤工俭学学生与更多留法学子回国后成为留法学派,任职于北平研究院以及各个高等院校,或成为各个学科的奠基人和开拓者,或为中法交流贡献力量。 与勤工俭学运动相伴相生的“世界文化运动”还在比利时、瑞士、德国等欧洲其他国家传播中华文化,其中有世界社、国际智力合作委员会中国分会、日内瓦中国国际图书馆(BSI)、上海大同乐会等。国际智力合作委员会与今天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有延续关系,其中国分会的发起者与勤工俭学运动的倡议者高度重合。创立于日内瓦的BSI出版法语与德语《中国画报》《东方与西方》等期刊,举办画展、研讨会与音乐会,印制中国主题年历等,全面介绍中国的经济、文学、音乐、戏曲、教育和市井文化等,成为当时西方国家获取中国文化信息的重要来源。 在中外文化迫切需要交流的推动下,西方国家出现众多专业性的中国研究机构,例如1920年成立的巴黎中国学院,1925年成立的法兰克福中国研究院,1926年成立的纽约华美协进社等。如同日内瓦高等音乐学院谢乐教授在研究BSI时所引用的李石曾的话语那样:“国际文化长期以来以西方文化为主,如果没有纳入中国文化,就不算完整。” 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也为法国文化留下了悠远而漫长的中国记忆,尤其随着1964年中法建交,这些记忆逐步被重新发现。1967年,当时还是史学界新锐的安妮·克里格尔向法国现代史研究会提交论文,题目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法国起源”,以一战华工墓地的描述开篇。今天,包括里昂中法大学在内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史料不断被发现与收集,收藏相应资料的机构包括法国国家档案馆以及各专业、地方档案馆,多家博物馆和图书馆、大学等研究机构。历史资料也延伸到欧洲其他国家和美国,例如汉学家林如莲捐赠给哈佛燕京图书馆的档案资料。 借助于留法勤工俭学学生及其他留法学生,今天的法语学界也正在重新发现法国的思想史与知识史。对里昂中法大学的档案资料以及原址的发现与再利用,在2014年之后日益完善。2018年法国电视三台拍摄了以一战华工为主题的纪录片《被大战遗忘的中国人》,次年法国电视五台与中国环球电视网合拍纪录片《勤工俭学运动:中国的革命派》。勤工俭学运动这一事件以及相关人物也为“让·梅特隆工人运动与社会运动传记系列辞典”贡献了众多词条。法国学者玛丽·布雪完成于2021年的博士论文,探讨了1911—1949年间面对动荡中国的法国知识阶层的态度与回应,揭示了一个对中国充满兴趣的“知识分子网络”以及这一网络中知识的交流,其中不乏对里昂中法大学、北京中法大学以及李石曾等事件和人物的分析。她认为这一阶段的中国史为法国“知识分子”的自我认同提供了一个极佳的参照物。在塑造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历史记忆中,包括法国学者在内的各种记忆研究群体,以更为多样化的视角和研究方法来与历史对话。 1963年,在中法建交前夕,与来访的戴高乐总统特使——法国前总理富尔会谈的周恩来总理与陈毅外长都是勤工俭学运动的直接参与者。今天,勤工俭学运动的中心地点之一——法国蒙达尔纪建有邓小平广场和中国旅法勤工俭学纪念馆等诸多纪念场所。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在2023年勤工俭学运动百年回顾展中、在2024年中法建交60周年的中法交流史开幕展中,一个个新兴的记忆之场越来越清晰,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记忆也越来越丰富,铭记着中法交流的独特篇章。而更深层次的历史记忆已经蕴含在两国的物产、人员、学术、文化交流层面,官方与民间并重,形成国家记忆。它们共同见证着多层面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既属于历史,也在众多专业研究与社会实践中属于未来。 作者:刘群艺 相泽宇《光明日报》( 2024年10月28日 14版) (作者:刘群艺系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相泽宇系博士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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